零工经济｜灵活时代-新零工

零工经济时代
零工经济是以非正式性、短期性、灵活性为特征的“按需雇佣”模式，主要依赖于由独立承包商和自由职业者担任的临时和兼职职位，而不是全职长期雇员，其核心在于每个人都能够分享自己空闲的资源和特长来实现个体价值。

传统零工经济的概念是指雇主和雇员的两方短期雇佣模式，而在新时代互联网大数据等的发展下，传统零工模式也发生了新变化，雇主与雇员之间重塑了沟通联系和双向选择的关系。

《互联网时代零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中，将互联网时代的零工经济定义为“以网络平台为基础，以独立自主且有特定能力的劳动者为主体，以碎片化任务为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地点、方式灵活，最大程度实现供需匹配的新兴经济模式”。

新型零工经济的空间多元化、时间弹性化以及用工任务化等鲜明特征吸引众多劳动者参与其中，形成了“零工经济”新业态。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零工经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已经突破8000亿元；并且城市等级越高，零工需求比例越高，可见中国零工经济市场可观的规模体量。
零工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以滴滴顺风车、百度外卖和美团外卖等上线为标志，零工经济平台于2014年前后强势崛起。广义的零工经济形态包括了网约车、外卖、电商直播、内容付费、短视频制作以及其它灵活用工形式。网约车司机和和外卖骑手无疑是其中的主力。根据滴滴公司的报告，2020年6月其旗下有1166万名注册网约车司机；根据美团发布的信息，2020年上半年美团平台有单的外卖骑手达到295万人。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国从事零工经济的劳动者数量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目前我国灵活就业规模达2亿人。阿里研究院估计，到2036年中国会有高达4亿的劳动力将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诸多证据均表明，“零工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零工的机遇与挑战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5G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互联网平台快速创新迭代的步伐也在加快。与此同时，当前就业观念的改变导致越来越多的就业者选择“灵活就业”，成为“零工经济”主要参与者。在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零工经济”异军突起，并在稳定就业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数字化变革浪潮下，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成熟，蓝领劳动力供需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与成本的最优化为最终目的的数字化零工平台作用凸显。通过数字化平台，零工经济提供职业参与度强、灵活度高的充裕岗位，涵盖知识型、技术型、劳力型等不同能力人群，提供不同时段、不同性质工作。
零工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就业形态，成为传统就业岗位的有效补充，它大大增强了就业的灵活性，吸引了大量的闲置劳动力。与此同时，一些比较新兴的产业是零工经济的主要发力点，在这些领域劳动力无法满足产业发展，通过“零工经济”的带动作用，可以在不同行业新增大量就业岗位，推动更多的人实现灵活就业。
借助互联网平台，近年来零工经济发展呈现增长更快速、内涵更丰富、服务更专业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平台抽成高、职业保障与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税制缺失等问题。
此外，零工经济现阶段只能在企业核心和外围的中间行走。如果涉及企业核心业务，不可避免会触碰商业机密。而外围业务一般只需要传统意义上的临时工或者短期工，由于并不需要太多展现零工参与者的专业技能，很难体现零工的价值。
依托互联网和平台为媒介的零工经济，容易引发劳资冲突矛盾、用工模式合法化等问题，并产生治理赤字，给平台监管带来新挑战。因此，构建长效化监管机制，提升数字治理水平和协同监管能力是必要的调整措施。



通往未来
零工经济与零工市场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时也面对着未知的未来。如何推动零工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也与保障零工从业者权益密切相关。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逐步衍生出技能型、专业型、创意型等零工经济，为零工人员提供必要的技能培训，成为提高零工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渠道。
法律层面，要对劳动法进行完善，有针对性的就零工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劳动保险、基础福利、最低工资等方面作出规范性解释。
政府相关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服务大厅、政务大厅、基层服务平台等线下场所和招聘网站、微信微博、手机app等线上渠道，多形式发布求职招聘信息，为零工经济供需双方架起“信息桥梁”。并且，要避免资本的过度投机，从而扰乱竞争市场，形成数据寡头，进而形成个别互联网平台垄断的局面。
以零工经济为基础，建立智慧云社区生态圈，为社区提供辐射不同距离和圈层的智能化、精准化、个性化、便利化特色零工服务。同时，将零工经济融入家政保洁、停车洗车、送水修车、养老托幼、快递外卖、教育培训、健康医疗、交通出行等生活服务范畴，为社区内外零工从业者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拓展零工经济范畴。
零工时代的“自由”与“灵活”是否真的能实现，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得到答案。